“四普”队长冼永城:基层文物保护,要为后来者“留言”|文化中国行·我在广东找文物
“四普”队长冼永城:基层文物保护,要为后来者“留言”|文化中国行·我在广东找文物
“四普”队长冼永城:基层文物保护,要为后来者“留言”|文化中国行·我在广东找文物巍巍中华,悠悠南粤,文脉(wénmài)绵长,瑰宝生辉。
2025年6月14日“文化和(hé)自然遗产日”当天,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(zài)潮州展出,最新呈现全省各地开展(kāizhǎn)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阶段性成果。
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(dì)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、改革开放先行(xiānxíng)地,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。截至2025年5月31日,广东全省累计复查(fùchá)“三普”不可(bùkě)移动文物37156处,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。
自(zì)第四次全国(quánguó)文物普查开展以来,《羊城晚报》密切跟踪报道,记者多次随(suí)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,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。
即日起,我们将(jiāng)持续(chíxù)推出“我在广东(guǎngdōng)找文物”系列报道,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,走进“四普”重大发现遗址,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。
6月10日,记者走进冼永城办公室时(shí),他正伏案工作,几沓大部头的(de)书籍资料(zīliào)几乎掩盖了他的身形,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编撰的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。
到(dào)今年10月,冼永城(yǒngchéng)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将满20个年头,现任(xiànrèn)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业务部部长、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。
他先后参加了第三、第四次全国文物(wénwù)普查(以下简称“三普(sānpǔ)”“四普”)。去年年底,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了白云区的重要新发现——黄佐家族墓群。其中,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(qùshì)后被“赠礼部(lǐbù)左侍郎”,这个实物线索(xiànsuǒ)或将修正《明史》中其被“赠礼部右侍郎”的记载。
白云区有上百(shàngbǎi)处文物(wénwù)普查点,冼永城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。有人说他是“白云活地图”,但很少有人知道,冼永城并非土生土长(tǔshēngtǔzhǎng)的白云人。
从“三普”到“四普”,从“城仔”到“城哥”,冼永城的故事(gùshì),还是(háishì)得从他案头的一本著作讲起。
一通电话开启二十年(èrshínián)文物保护路
2005年(nián),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经过早期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,终于进入(jìnrù)整理编著阶段。
当时的“城仔”,还是一名在校(zàixiào)大学生。暑假时,他看到白云区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,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(suǒzhǎng),他报名(bàomíng)加入了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、录入工作。
“当时的工作(gōngzuò)条件非常原始,我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。这样来看,就能感受到(dào)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‘四普’工作的助力有多么大。”冼永城(yǒngchéng)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(lǐngyù)的那段时期,感慨颇多。
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(de)整理编著工作,冼永城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,跟着麦英豪、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(gèchù)文物现场实地调查。最终,该书于2006年完稿,2008年正式(zhèngshì)出版。
现实生活往往(wǎngwǎng)充满戏剧性。冼永城坦言,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(bǎizài)他的办公桌上,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。
而正式让冼(xiǎn)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,还是该书出版后不久,来自老(lǎo)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——
“城仔,你毕业(bìyè)找到工作没有?现在全国(quánguó)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,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?”
就这样,冼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65岁(suì)的队伍,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。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,就和(hé)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。
现已退休的白云区(báiyúnqū)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冼永城的“领路人”。两人亦师亦友,冼记城说(shuō):“刚开始(kāishǐ),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,我印象一直很深刻。”
参加“三普”那四年,冼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,完成学业后不久又(yòu)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考古知识。这个过程中,他既要当司机,又要负责测量、记录(jìlù),晚上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。前辈(qiánbèi)们倾囊相授,冼永城也在(zài)他们的悉心教导(jiàodǎo)下,从零开始学起。
职业生涯中(zhōng)最重要的一次发现
近20年过去,如今已是(rújīnyǐshì)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的冼永城,面对(miànduì)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“对我来说,‘四普’是很好的一次‘传帮带’的机会,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(fēicháng)有信心。”
谈到(tándào)白云区的“四普”工作,一定会谈到白云山(báiyúnshān)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。冼永城表示:“它是目前白云山上规制最高的明代墓葬,也是我(wǒ)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发现。”
去年11月,在(zài)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,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。清晨山上水汽(shuǐqì)很重,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(zuì)前面,在密林里灵活穿行。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。
墓葬群现场,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(jiǎndān)清理后,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它们依山势而建,由上至下直线分布,均朝向(cháoxiàng)正南方。根据碑文可以得知,从上至下,这些墓的主人分别是黄佐(huángzuǒ)的爷爷黄瑜(huángyú)、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。
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(zài)白云山的记载。《番禺县续志》提到(tídào):“明长乐县知县乡贤(xiāngxián)黄瑜墓、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墓、少詹事谥文裕乡贤黄佐墓,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。”
但苦于白云山地势复杂,山体庞大,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确切位置。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(guǎngzhōushì)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,随后(suíhòu)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(jìnxíng)确认。
“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上方,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,为什么这么大片墓葬群之前(zhīqián)没被发现?那个时候(shíhòu),我们对这是黄佐墓的说法还是存疑(cúnyí)的。”
冼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,发现(fāxiàn)黄佐家族墓葬群的经过:“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(běn)黄佐的《泰泉乡礼》,所以在现场立刻认出了墓碑上的‘泰泉’二字,一下子就(jiù)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。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(zuòzhě)的感觉,非常奇妙。”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。
之后的普查中(zhōng),普查队顺着山势往下,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(xiàmiàn)陆续发现了(le)黄佐后人的墓葬,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。遗憾的是,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,赑屃所驮石碑(shíbēi)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。
冼永城表示,未来计划要将该墓葬群申请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(tígōng)法律(fǎlǜ)保障。
让村民对文保从了解、理解(lǐjiě)到支持
作为(zuòwéi)深扎一线多年的(de)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,冼永城向记者吐露了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。
他(tā)说最常(zuìcháng)遇到的窘境,是当地村民不(bù)了解文物保护,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、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,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,还容易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。
从(cóng)了解到理解、再到支持,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(gōngzuò)者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,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。冼永城说,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。
他将桌上的(de)《白云(báiyún)私塾》《白云社学》《白云碑刻》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。
接受采访前(qián)一晚的(de)凌晨,他才刚写完《白云圩市》下册(xiàcè)的初稿。冼永城提到其中“白云私塾”的内容,他说,自明清至民国,白云区至少出现过253家私塾。“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,由于村民的观念等原因,有些私塾没有纳入普查范围,多年前已被(bèi)拆除。”
冼永城解释,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地方文化(wénhuà)研究工作,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,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的私塾,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。他说,只有(zhǐyǒu)村民们了解之后,为(wèi)这些由衷感到自豪,才能自发性(zìfāxìng)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。
“另一方面,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,我们(wǒmen)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,希望通过研究整理(zhěnglǐ),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。”
对冼永城来说,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。“广东省(guǎng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(qiūlìchéng)老师曾给过我一句评价:实践出(chū)真知。我也始终认为,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,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。”
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(shūyuàn),如今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。但对于这座人们(rénmen)记忆中的私塾,冼永城从不愿放弃研究。他去过不下十次,进村找老人对话,同时细心翻阅镇志(zhènzhì),尽力挖掘史料。
“最难考证的(de)是人物故事,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(gāolíng),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、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(cáinéng)获取一些资料,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。”冼永城坦言。
采访尾声,冼永城告诉记者,今年(jīnnián)他的儿子刚参加了高考,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,想让父亲(fùqīn)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(gōngzuò)历程,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。
记者不由好奇地问:“那这么多年来,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,对文博(duìwénbó)考古领域(lǐngyù)也比较感兴趣?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?”
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,20年前,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,全身心投入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工作,父母始终(shǐzhōng)支持他的选择(xuǎnzé);20年后的今天,在孩子(háizi)的人生路口(lùkǒu),他也会像当年自己的父母一样,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。
文 |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图 | 受访者供图(除署名外)总(zǒng)策划 | 任天阳总统筹(tǒngchóu) | 林海利监制(jiānzhì) | 陈桥生策划 | 邓琼 吴小攀统筹 | 朱绍杰
巍巍中华,悠悠南粤,文脉(wénmài)绵长,瑰宝生辉。
2025年6月14日“文化和(hé)自然遗产日”当天,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(zài)潮州展出,最新呈现全省各地开展(kāizhǎn)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阶段性成果。
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(dì)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、改革开放先行(xiānxíng)地,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。截至2025年5月31日,广东全省累计复查(fùchá)“三普”不可(bùkě)移动文物37156处,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。
自(zì)第四次全国(quánguó)文物普查开展以来,《羊城晚报》密切跟踪报道,记者多次随(suí)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,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。
即日起,我们将(jiāng)持续(chíxù)推出“我在广东(guǎngdōng)找文物”系列报道,以基层文物工作者视角,走进“四普”重大发现遗址,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。
6月10日,记者走进冼永城办公室时(shí),他正伏案工作,几沓大部头的(de)书籍资料(zīliào)几乎掩盖了他的身形,其中不少都是他参与编撰的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。
到(dào)今年10月,冼永城(yǒngchéng)从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将满20个年头,现任(xiànrèn)广州市白云区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业务部部长、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。
他先后参加了第三、第四次全国文物(wénwù)普查(以下简称“三普(sānpǔ)”“四普”)。去年年底,他带领普查队实地调查了白云区的重要新发现——黄佐家族墓群。其中,黄佐墓葬碑文显示其去世(qùshì)后被“赠礼部(lǐbù)左侍郎”,这个实物线索(xiànsuǒ)或将修正《明史》中其被“赠礼部右侍郎”的记载。
白云区有上百(shàngbǎi)处文物(wénwù)普查点,冼永城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。有人说他是“白云活地图”,但很少有人知道,冼永城并非土生土长(tǔshēngtǔzhǎng)的白云人。
从“三普”到“四普”,从“城仔”到“城哥”,冼永城的故事(gùshì),还是(háishì)得从他案头的一本著作讲起。
一通电话开启二十年(èrshínián)文物保护路
2005年(nián),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经过早期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,终于进入(jìnrù)整理编著阶段。
当时的“城仔”,还是一名在校(zàixiào)大学生。暑假时,他看到白云区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,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(suǒzhǎng),他报名(bàomíng)加入了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、录入工作。
“当时的工作(gōngzuò)条件非常原始,我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。这样来看,就能感受到(dào)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‘四普’工作的助力有多么大。”冼永城(yǒngchéng)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(lǐngyù)的那段时期,感慨颇多。
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(de)整理编著工作,冼永城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,跟着麦英豪、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(gèchù)文物现场实地调查。最终,该书于2006年完稿,2008年正式(zhèngshì)出版。
现实生活往往(wǎngwǎng)充满戏剧性。冼永城坦言,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(bǎizài)他的办公桌上,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。
而正式让冼(xiǎn)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,还是该书出版后不久,来自老(lǎo)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——
“城仔,你毕业(bìyè)找到工作没有?现在全国(quánguó)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,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?”
就这样,冼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65岁(suì)的队伍,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。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,就和(hé)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。
现已退休的白云区(báiyúnqū)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冼永城的“领路人”。两人亦师亦友,冼记城说(shuō):“刚开始(kāishǐ),他手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,我印象一直很深刻。”
参加“三普”那四年,冼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,完成学业后不久又(yòu)开始系统性地学习起考古知识。这个过程中,他既要当司机,又要负责测量、记录(jìlù),晚上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。前辈(qiánbèi)们倾囊相授,冼永城也在(zài)他们的悉心教导(jiàodǎo)下,从零开始学起。
职业生涯中(zhōng)最重要的一次发现
近20年过去,如今已是(rújīnyǐshì)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的冼永城,面对(miànduì)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“对我来说,‘四普’是很好的一次‘传帮带’的机会,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(fēicháng)有信心。”
谈到(tándào)白云区的“四普”工作,一定会谈到白云山(báiyúnshān)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。冼永城表示:“它是目前白云山上规制最高的明代墓葬,也是我(wǒ)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普查发现。”
去年11月,在(zài)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,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。清晨山上水汽(shuǐqì)很重,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(zuì)前面,在密林里灵活穿行。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冼永城。
墓葬群现场,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(jiǎndān)清理后,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它们依山势而建,由上至下直线分布,均朝向(cháoxiàng)正南方。根据碑文可以得知,从上至下,这些墓的主人分别是黄佐(huángzuǒ)的爷爷黄瑜(huángyú)、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。
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(zài)白云山的记载。《番禺县续志》提到(tídào):“明长乐县知县乡贤(xiāngxián)黄瑜墓、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墓、少詹事谥文裕乡贤黄佐墓,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。”
但苦于白云山地势复杂,山体庞大,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确切位置。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(guǎngzhōushì)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,随后(suíhòu)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(jìnxíng)确认。
“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上方,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,为什么这么大片墓葬群之前(zhīqián)没被发现?那个时候(shíhòu),我们对这是黄佐墓的说法还是存疑(cúnyí)的。”
冼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,发现(fāxiàn)黄佐家族墓葬群的经过:“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(běn)黄佐的《泰泉乡礼》,所以在现场立刻认出了墓碑上的‘泰泉’二字,一下子就(jiù)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。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(zuòzhě)的感觉,非常奇妙。”冼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。
之后的普查中(zhōng),普查队顺着山势往下,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(xiàmiàn)陆续发现了(le)黄佐后人的墓葬,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。遗憾的是,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,赑屃所驮石碑(shíbēi)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。
冼永城表示,未来计划要将该墓葬群申请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(tígōng)法律(fǎlǜ)保障。
让村民对文保从了解、理解(lǐjiě)到支持
作为(zuòwéi)深扎一线多年的(de)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,冼永城向记者吐露了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。
他(tā)说最常(zuìcháng)遇到的窘境,是当地村民不(bù)了解文物保护,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、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,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,还容易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。
从(cóng)了解到理解、再到支持,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(gōngzuò)者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,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。冼永城说,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。
他将桌上的(de)《白云(báiyún)私塾》《白云社学》《白云碑刻》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。
接受采访前(qián)一晚的(de)凌晨,他才刚写完《白云圩市》下册(xiàcè)的初稿。冼永城提到其中“白云私塾”的内容,他说,自明清至民国,白云区至少出现过253家私塾。“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,由于村民的观念等原因,有些私塾没有纳入普查范围,多年前已被(bèi)拆除。”
冼永城解释,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地方文化(wénhuà)研究工作,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,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的私塾,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。他说,只有(zhǐyǒu)村民们了解之后,为(wèi)这些由衷感到自豪,才能自发性(zìfāxìng)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。
“另一方面,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,我们(wǒmen)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,希望通过研究整理(zhěnglǐ),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。”
对冼永城来说,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。“广东省(guǎngdōngshěng)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(qiūlìchéng)老师曾给过我一句评价:实践出(chū)真知。我也始终认为,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,也不可能写出什么来。”
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灜书院(shūyuàn),如今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。但对于这座人们(rénmen)记忆中的私塾,冼永城从不愿放弃研究。他去过不下十次,进村找老人对话,同时细心翻阅镇志(zhènzhì),尽力挖掘史料。
“最难考证的(de)是人物故事,如今能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(gāolíng),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、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(cáinéng)获取一些资料,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要经得起推敲。”冼永城坦言。
采访尾声,冼永城告诉记者,今年(jīnnián)他的儿子刚参加了高考,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,想让父亲(fùqīn)捋一捋这几十年的工作(gōngzuò)历程,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。
记者不由好奇地问:“那这么多年来,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,对文博(duìwénbó)考古领域(lǐngyù)也比较感兴趣?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?”
冼永城只是淡淡地说,20年前,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,全身心投入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工作,父母始终(shǐzhōng)支持他的选择(xuǎnzé);20年后的今天,在孩子(háizi)的人生路口(lùkǒu),他也会像当年自己的父母一样,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。
文 | 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图 | 受访者供图(除署名外)总(zǒng)策划 | 任天阳总统筹(tǒngchóu) | 林海利监制(jiānzhì) | 陈桥生策划 | 邓琼 吴小攀统筹 | 朱绍杰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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